欧元跌至与美元平价，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五个月，安倍晋三被刺杀。今天的世界只是换了皮的历史。

在阅读《昨日的世界》之前，我不知道茨威格是一战时期的作家，一直以为是二战时期的。也不知道这本书一直在微信读书榜的前列，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茨威格从小学习多国语言，走遍欧洲，结交了诸多的名人，这些名人的名字会让我在读到的时候惊呼他们居然认识。正因如此，他才有资格把这个自传称之为“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不管现实每天在我耳鼓噪些什么，不管我和我的众多同代人遭受过什么侮辱和考验，我还是不能否认青年时代的信仰：总有一天会好起来，尽管来之不易。今天，我们心神不宁地怀着破碎了的心情，像个盲人在恐怖的深渊中四处摸索，我依然能从中看到曾照耀我童年的星辰，用这种继承下来的信念，认为这种倒退只是“前进”过程中的一个间歇，以此来安慰自己。

今天的世界正在温水煮青蛙。一个个上浮的气泡让人逐渐喘不过气，等到液体开始沸腾的时候，我们已经想不起来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烫的了。曾经我们用“总会好起来的”来鼓励自己，但现在我们每天在朋友圈和微博上希望世界“毁灭吧”。时代变坏了，你甚至不知道是从那一年开始的，每一年都仿佛是未来十年中最好的一年。等到灾难结束，后人才会把历史中xx年到xx年定义为xxx时代，于是你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早已被裹挟着卷入时代的漩涡。

带着这样的悲观想法，茨威格在巴西自杀了。尽管书里他没有透露出这种念头，但由于他周游欧洲各国，认为既然发明了飞机，国境线变得没有必要，因此他一直自认是一个欧洲主义者，欧洲各国应该求同存异，然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主义显然几乎无法实现，他的自杀也就不那么出人意料了。

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世纪里已经学会了对集体残暴行为的爆发不再感到惊奇，总有一天会出现更残酷的暴行，所以我们对人类的道德教育持怀疑态度。我们不能不承认弗洛伊德是正确的，他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看作薄薄的一层纸，随时都会被邪恶的力量击破。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逐渐习惯这个没有立足点、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安全的世界。我们早已为了自己的生存摒弃了父辈的坚强信念，他们认为人道主义会持续不断地飞速提高。

小时候我们被教导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是由年轻人来建设的。到现在，年轻人出现了也在建设了，但国家的根还是烂的，甚至正在腐蚀新一代的年轻人。社会病了，荒谬的新闻看多了再也不会觉得惊奇，越来越觉得也许世界本就如此。哪里不是每天老百姓杀人放火呢，哪里不是每天贪官污吏呢。天下乌鸦一般黑。难道我们就用这样的理由安慰自己，说服自己，心安理得地继续生活下去，假装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

一座二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战争使它们一下子变成一个中心，体现一种意志，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他们在经历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觉得随时都会被召唤，把渺小的“我”融化到火热的群众中去，把个人的私心消灭在其中，什么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所有差别都被暂时的兄弟情谊的巨涛淹没了。

战争把人团结到了一起，Propoganda培养出了新一代的红卫兵。我们曾经嘲笑美国人充满自信，认为美国什么都是第一。现在我们也成了过去的美国人，中国什么都是第一，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如果你不同意，你就是圣母，白皮猪。如果你不发表意见，你就是帮凶，或是你不敢说话了。为什么我们要接受这样非黑即白的责难？为什么我们要容忍一小撮人在网络上飞扬跋扈？

谁要有疑虑，谁就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谁提出警告，他们就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谁反对战争——反正他们自己不会在战争中受苦——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变迁，但总有那么一群人，把谨慎小心的人称作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懦夫；而当他们轻率地招惹来的灾难降落时，他们自己也束手无策了。

这些杠精就跟书里说的职业革命家一样，为了反对而反对。

我在这里第一次学会了如何正确地观察一个典型的职业革命家：他永远反对与自己无关的事，他觉得这样就能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不得不死守这个教条，因为他本身就没有一个正确的立场。

最后是一段茨威格在二战期间的遭遇。这两三年，我们的尊严也丢掉了不少。想要出门，先要做个核酸。想去旅游，先要查看当地的防疫政策，查看自己是否身在中高风险地区。我们吃不上食物，回不了自己家，所有政策只要头顶着防疫的前提就可以随意践踏人的尊严。我们和被侮辱的犹太人有什么区别？

看来都是些小事。一开始我也觉得这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这些毫无意义的“琐事”使我们这一代人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不可挽回的宝贵时间。如果我今天算总账，我在那些年里不知填写了多少表格，每次旅行时不知写了多少声明、赋税证明、外汇证明、过境和居留许可证明，还有申报和注销手续。我在领事馆和官署的前厅里不知站了多少小时，坐在不知多少官员面前，他们有的和善、有的不友好、有的无聊、有的过于热情。我在边境检查中不知经历过多少次搜查和盘问。 后来我才感觉到，人的尊严在这个世纪里丢失了多少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曾迷信地梦想过，我们这个世纪能成为自由的世纪，成为世界主义即将到来的时代。那些非生产性的、同时也是侮辱人格的陋习浪费了我们多少生产、多少创作、多少思想呵！ 因为，我们每个人在这几年里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官方的这些规定，而不是去研究文学艺术。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或者一个陌生的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首先去博物馆、风景区等，而要先去领事馆或警察局领取居住许可证。过去，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常常是谈论波德莱尔的诗或者热烈地讨论文艺问题，而现在，谈论的却是被盘问的情况、许可证的情况，打听是要申请长期签证还是旅游签证。结识一个领事馆的小小女官员会节省不少时间，同她搞好关系甚至比和托斯卡尼尼或者罗曼·罗兰这样的人的友谊更重要。凭着天性我一直感觉到，人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所以没有什么权利，一切都是官方赐予的。生活在现在的人们不停地受盘问、登记、编号、检查、盖章，没完没了。就是今天，我，作为一个出生在自由时代、不接受教训的人，作为一个梦想的世界共和国的公民，我一直觉得护照上加盖的图章犹如犯人脸上的烙印；每次盘问、每次检查犹如一种侮辱。我知道这是些小事，一直是些小事，那是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比货币价值跌落得更快的时代里的小事。但是，只有当人们抓住这些小事的特点，以后时代的人才能把正常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失常的状态完整地记录下来，而那种精神失常的状态却深深地影响着两次大战之间的我们这个世界。